平遥古城散记（三）——日升昌票号

三、日升昌票号

上午，我们进入古城，继续进行古城的观光。也许正是上班时刻，进城门时，便有人要求我们购票。因为我们仍属山西对“江浙沪”游客优惠的对象，不用购买门票，只要登记一下，出示各自的身份证即可进入。

此次的目标是参观“日升昌票号”，具体方位在平遥古城城北“市楼”附近，号称“大清金融第一街”的西大街繁华地段。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遥的这几个景点，我原来工作时顺便来看过，现在再看，只是为撰写游记再拍摄一些照片。

1、平遥的票号博物馆

平遥县票号博物馆是由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第二家票号蔚泰厚、第七家票号日新中总号旧址联合开辟而成，面积3820.6多平方米，国家三级博物馆，于199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日升昌票号创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歇业于公元1948年。票号的兴盛，带动一大批巨商大贾投资票号，山西一度出现了43家票号，分为祁县、太谷、平遥三大帮，在全国的通都大邑，远到日本、朝鲜等，都设有分号，为山西创造了数以亿计的财富。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带动了山西乃至全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经125年，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

票号博物馆陈列的日新中票号的旧址展区，通过文字、图片、文献、图表等形式，展示了中国票号的发展史。

在日昇昌、蔚泰厚两家票号的旧址展区，以票号同时期的珍贵实物、资料，辅以图板、蜡像模型、小场景复原再现当年经营活动的原貌，为观众提供直观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早期金融史的场所。

日昇昌等三幢票号旧址，三进院落，100余间房屋。形成一座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的商业店铺院落。不同建筑期形成的主体建筑，采用了中国北方建筑对称均衡的布局方式。从木结构阁楼硬山顶式铺面，到单坡大屋顶中厅，再到单坡大屋顶后厅，主体建筑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东、西柜房，账（东）、信房（西）、伙房（东）、客房（西）等次要建筑，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边。

面阔的铺面，二层木结构的建筑，门前五级青石台阶，厚实的黑漆大门，比邻居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建筑整体外雄内秀。

室内分隔均用精雕细刻的隔扇完成。砖雕、木雕、石雕技术在建筑中运用广泛，使高大雄浑的建筑又透出轻巧和温馨。在房间设置上，具有等级森严的精致与简陋区别。为防止火灾，烟道过山墙处，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头挑檐。

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坚实大门关闭，可谓万无一失。

以日升昌票号为代表的中国票号业，适应市场，灵活经营，注重信誉，锐意创新，有着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票号文化凝聚了晋商文化的精髓，她有着开拓创新的锐气，劳资分离的勇气，选贤任能的大气，诚笃信义的豪气，在我国商业和金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我国的金融历史，探索当今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教材。

2、 “汇通天下”的历史

票号（别名：票庄、汇兑庄）是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下图为票号掌柜们外出洽谈生意、做业务的交通工具）

票号的起源有个传说：《清裨类钞》中记载：“相传明末清初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说是明末清初，李闯王造反，后失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不便携带，于是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山西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所以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也许这只是一个故事。

嘉庆年间，白莲教和天理教相继起义，矛头直指清朝政府，对以白银货币流通的商铺商号造成极大的恐慌和不安。据当地史料记载，嘉庆末年冬天，汉口一商号往平遥总号镖运三万余两白银，行至晋豫交界，忽有一彪人马杀出，企图夺镖而去。双方几经厮杀，镖丁打败劫匪，安全将白银送回平遥商铺总号。劫银一事，引起了平遥当地商户与钱庄的重视，提醒了他们寻找更便捷、更安全的汇兑之路。

平遥是中国古代商业中著名的“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商号，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汉口等设有分号。当时的大股东西达蒲村李大全与时任汉口和京师分庄经理的雷履泰商量，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唐代“飞钱”、宋代“交子”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履泰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经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股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票号”，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

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平遥古城在19世纪的中后期，是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票号总部所在地和金融业总部机构最集中的地方。一度时期。曾经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近代金融业。平遥古城在票号兴盛的100多年时间中，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当时汇兑的方式，即汇款人将款项交给票号（或钱庄），由票号（或钱庄）用毛笔书写开具汇票凭证（一式三份）；重要处用暗语密记，并加盖防伪印章数枚；中间一联寄交收款人，左右两联，一联为存根，另一联是将汇款人的汇票寄往收款人地点的票号（或钱庄）分号；三联骑缝线上有编号、骑缝章。日后，收款人持票在指定票号（或钱庄）对照“汇票”无误，便可取款，不需讨保，谓之“认票不认人”。即使汇票丢失或者被盗窃，声明作废即可，可申请重新开具，资金不受损失。

日昇昌票号成立后，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解决了大宗银两往来中的许多问题，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

3、票号的衰败

随着与官府的业务与关系密切，票号逐渐从为国内工商业服务转向通过结纳权贵，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业务重心也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为后来的危机产生埋下了祸根。

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连夜离京回平遥。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